事实上，对行政过程的整体进行考察存在一定的难度，行政过程论的全面、动态考察并非考察行政过程的全部，而是在分别分析行政过程中各行为的法律构造的同时，考察各行为之间的关联，对由各行为构成的行政过程整体进行综合分析。

根据宪法，帝国的正当性基础并非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德意志各邦国的授权，因此代表各邦国的参议院的权力要远大于由民选代表组成的下议院：根据宪法规定，下议院的任何法案都必须经过联邦议会和皇帝的批准才能生效。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和动荡，与法国的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强大和根深蒂固，也有莫大关系。

1919年1月19日，德国举行国民会议大选。往后两百多年的历史，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还是欧盟的统一，也一再验证了这个命题。此外，路德宗教改革以来，其他欧洲国家很快就成了单一的天主教国家或者新教国家，但是德意志地区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却维持了势力的平衡，宗教冲突持续的时间更为持久，影响也更为深远。绝对君主制最早的倡导者是意大利的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绝对君主制逐渐在西欧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能够与天主教势力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相抗衡的世俗权力。如果从联邦德国基本法往前回溯的话，这第三条道路的踪迹倒也清晰可见——1848年的保罗教堂宪法是她的始点，而魏玛宪法则是它的发展，最后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则是它的成熟与终点。

[30] 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西欧相对于美苏崛起而言的相对沉沦，德、英、法同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必须面对共同敌人——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威胁，促进了法德的和解，以及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产生。[32] 参见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68][日]塩野宏：《行政法I行政法総論（第4版）》，有斐阁2004年版，第43页。

在法社会学、行政学、经济学等邻近学科考察行政过程时，有必要对行政过程进行动态考察。[121]行政契约和行政指导等作为在行政过程中行政的行为形式，与行政行为并列被列举，但在日本现行的法律制度中，成立与行政行为法律制度并列程度的相关的一般行政法律构造的推测并不能成立。[88]在行政过程中，应当逐渐承认相对人也作为行政计划的提案者或行政执行的辅助者而进行的行政与协助行为。对于具体的行政行为并不能仅仅个别性地论及，而且应当考察作为整体的行政过程。

[110][日]晴山一穗：《行政法の变容と行政の公共性》，法律文化社2004年版，第205页。这主要表现为传统行政法学对于已经成为现代行政法学主要课题之一的行政程序的关心与研究并不充分。

根据依法行政原则，行政法要求行政主体必须依据法律行使行政职权，以实现行政的合法性。第三，逻辑构造概念构造或法律理论的发现是必要的，但这并非是为了实践的必要，即不具有实益。19世纪德国国家法学的对象被限定于秩序维持的活动，而现代公法学将各种各样的行政活动纳入考察的视野。第三，针对行政权的违法行使，完善了对国民的救济方法和途径，构建并完善了苦情申诉、行政不服审查、行政诉讼、国家赔偿、国家补偿等救济体系。

而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非权力性行为形式在现代行政中已越来越重要，行政法必须全盘地考虑行政的各种行为形式，并注意各种行为形式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可见，行政过程论与传统行政法学理论并无多大差异，只不过是对于行政现实的理解不同而已。此外，在传统行政法学中将行政行为分为内部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仅将外部行政行为纳人其视野。[87]行政过程论认为，必须综合考虑行政过程中所有主体的利害关系，而不能将考察范围局限于行政主体和直接相对人。

在现实的行政中，复数行为形式被结合起来使用，或者作为他们的连环开展行政活动。[91][日]大橋洋一：《行政法—现代行政過程論（第2版）》，有斐阁2004年版，第258～259页。

行政活动不仅仅是机械地执行法律的行为，而且也是基于专门技术性知识与经验的创造性的政策实现过程。第四，随着国民地位的变化，行政公开以及国民参与的观念对于行政法的影响较大。

[8]即传统行政法解释学方法论通过对公共利益与公权力因素的强调，在法律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保障行政权意思的优越性。[61][日]塩野宏：《行政作用法論》，载《公法研究》1972年第34号，第210页。[31]参见[日]塩野宏：《行政過程総说》，载雄川一郎、塩野宏、園部逸夫编：《现代行政法大系2行政過程》，有斐阁1983年版，第1～32页。站在这种立场上，在重新探讨传统行政行为论的同时，研究新的现代行政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应当成为今后的课题。此外，传统行政法解释学的考察范围还受到公私法二元论的限制。在传统学说中，国家在本质上是统治团体，将基于认为并不存在欠缺权力的国家这种朴素的政治学认识的国家形象作为先行事实而承认，这种认识被直接反应到法律解释之中。

[134]为了动态、能动地考察现实的行政过程，有必要导入政治学、行政学、公共经济学、经济政策学等邻近学科的方法论。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实定的行政法律规范的存在是进行行政法解释的前提。

其四，行政活动以行政行为等方式进行，对于行政行为理论的范围、程序等存在着各种观点以及制度规定，但在理论上必须服从司法审查。[87][日]塩野宏：《行政過程総说》，载雄川一郎、塩野宏、園部逸夫编：《现代行政法大系2行政过程》，有斐閣1983年版，第3～4页。

[28]参见[日]阿部泰隆：《行政の法システム（上）（新版）》，有斐閣1997年版，第53页以下。其次，在行政主体方面，随着行政民营化、公私合作等改革措施的推进，现代公共行政的主体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机关，除此之外还采用了公社、公团等公法形式甚至采用私法中的公司形式，或者采用与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关系密切或独立性较高等各种形式，来承担特定的行政职责。

[24]参见[日]原田尚彦：《行政過程の司法審查》，载原田尚彦：《诉ぇの利益》，弘文堂1979年版，第166页以下。[14] 第一，忽视了对行政行为之外的其他行政形式的考察。1．行政过程的全面考察方法 在新公共管理论中，将行政过程分为事前过程（政策、计划、项目、实施、事后过程（成果、效果、副作用）和反馈过程（监视、修正）等过程。行政过程论的意义从该方法论的出发点来看，并非基于一种价值观提供解答的体系，而是从行政过程的观点出发去发现行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并非主张某种法律理论。

[122]因此，行政过程论没有提出作为解释学的解释法理论体系的回答。不可否认，各种行政法学新方法论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因此，行政过程方法论者们也不应当一味地反对其他的新方法论，而是应当以开放的姿态，借鉴和吸收其他新方法论中的合理要素，尽可能地实现与其他新方法论之间的融合。

[1]日本传统行政法学运用对于行政实定法的规范分析、价值分析、实证分析等法律解释学的方法，以19世纪后期在德国形成的法学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对明治时期形成的法律制度进行解释和适用。[128]参见[日]室井力编：《现代国家の公共性分析》，日本评論社1990年版，第1～380页。

但由于传统行政法学以不同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因此，作为行政学研究对象的官僚制度等行政组织内部的问题被认为是一方法律主体内部的问题而排除在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之外。[96][日]園部逸夫：《日本行政法?行政法学動向と特色》，载雄川一郎、塩野宏、園部逸夫编：《现代行政法大系1现代行政法の课题》，有斐阁1983年版，第141页。

[76]远藤博也认为，行政过程论是一种如何掌握各种行政法律现象的价值中立的观察方法，是物的思考方式和物的观点，并非构成行政法的特定的理论领域，而是如何掌握行政法上的各种现象的物的观点。[105][日]遠藤博也：《戦後三十年における行政法理論の再検讨》，载《公法研究》1978年第40号，第175页。通过这两个方面，对于行政法学的方法予以关注。在行政法律规范方面，（1）行政法由数量繁多的有关行政的法律、法规等组成，并不存在统一的行政法典，因此，与民法、刑法等法律相比，行政法不仅数量繁多、立法层次不一，而且极易变动，即行政法具有流动性的特点，对此很难进行统一的解释，而必须随着这种变动进行相应的解释。

例如，行政指导等不具有法律根据而被运用的各种非权力性行政手段相互组合，有时被不当地连结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过程或者产生新的行政功能，行政法学必须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在论文方面中，园部逸夫在1966年所著的《行政程序》一文中，将行政过程作为程序的连锁或行为的连环而有意识地加以阐述，这在日本大概是最早的有关行政过程的行政法学文献。

[3][日]橋本公亘：《公法の解釈》，有斐阁1987年版，第78～80页。如果将这种宏观的过程纳人视野，就必须将行政法现象作为整体来把握，否则就不能正确认识个别行为形式的法律效果。

行政过程论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行政的行为形式论，认为现代行政法学应当考察现实行政过程中所有的行为形式。无论如何分析行政过程的概念，其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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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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